文章的行文思路正如《序志》所说：“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即介绍文体一般着眼于四个方面，论述源流，解释名称与含义，选定和评论部分作家作品，指出这一文体的写作规律和基本要求。《明诗》正是遵循以上四方面，从开篇至“有符焉尔”属于“释名以章义”，解释诗的含义；从“人禀七情”至“此近世之所竞也”论述诗的起源于发展，为“原始以表末”，而提到历代重要作家及其作品的则属于“选文以定篇”；从“铺观列代”至文末，指出四言诗“正体”，五言为“流调”，风格为“雅润清丽”，便是“敷理以举统”。

读至“敷理以举统”部分，我对刘勰以“四言正体”“五言流调”的文学观有些疑问，毕竟当时作者所处时代，四言诗已经开始衰落，而五言诗大行其道，这样的观点看来有些保守。但仔细想来，刘勰的这一观念实则与《宗经》中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从刘勰《明诗》篇所要阐明诗的范围来看，这里的“诗”不包括乐府诗，因为《文心雕龙》中另有《乐府》篇加以讨论。至于诗骚，也有专篇论述，像论述《诗经》的《宗经》，故着墨不多，也可不算作其中。

这里主要论述的是汉代两晋南北朝的四言诗和五言诗。所以，刘勰把四言诗视作“正体”，称五言为“流调”，实为“宗经”，并且符合时代的观念，而并非贬低之意。读书笔记《诗经》中的诗歌以四言为主，宗经之人，当然要以此为正体。然而当他“铺观列代”，考察后起诗人极力所推重的绝大多数仍然是属写作五言的人时，为了顺应时代，又要坚持《文心雕龙》理论上的完整性，所以作出此论以示协调。

进一步来说，刘勰这种观念的产生，也与两汉的学术背景有关。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开始确立，官方把《诗经》列为五经之一，还专门设立五经博士负责传授，《诗经》地位之高堪称“正体”。并且即使不被视为一种纯粹的文学作品集，《诗经》依然是后世一切文学的源头，正如《宗经》中所说：“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后世诗赋类韵文都是从《诗经》中发展出来的，因此称之为“正体”。

文心读后感篇2

通过仔细的阅读会发现，刘勰这篇文章的主要论述对象是《诗经》中的“正体”四言诗和发展历程比较缓慢的五言诗，而没有涉及楚辞（仅一笔带过）、乐府、民谣等其他诗体。我们今天虽将乐府视为古诗之一种，但在古人的概念中，乐府是歌，非诗。

首先，作者继承了“诗言志，歌咏言”的传统对诗歌作用的定义。认为诗歌是抒发性情的通道，而《诗经》作为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规范了或者说划定了思想感情的范围，这个范围的进入标准就是以“思无邪”作为参照，也就是无邪之思才是诗歌所要呈现或者应该表达的内容。“诗者，持也”，持在这里有“端正，使之规范”的引申意义，那么就并不是任由思想感情的随意放纵，而是要扶正、端正人们的思想感情，这才是符合诗歌的含义的。但是今天我们从《诗经》三百零五篇作品看来，孔子对“无邪”的定义范围甚宽，一切正常的真实的人类情感都是无邪的。

然后作者回顾了历代的诗歌作品，并进行了个人的挑选和点评。这大段类似于诗歌文学史纲的概括和提炼虽然带有明显的个人的主观选择，但也为后人进行梳理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同时作者在不断的例举中反复对“诗言志”和“思无邪”进行佐证，繁举的大量事例中无不是围绕着思想感情或者说人之七情与诗歌之间、内容与形式上要求对等的论述。

在最后的总结里，刘勰对四言诗和五言诗进行了定调：“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这是和刘勰本人的中心思想相一致的，认为每种文体的形式基本固定，能使相对应的内容最完美的呈现出来。那么什么样的内容用什么样的形式去表达，这就要凭借个人才能来根据想要表达的内容去选择最合适的文体形式。即所谓“华实异用，唯才所安。”

文心读后感篇3

在炎炎夏日里，与书交往，畅游书海，有左右逢源之乐，无横逆加身之忧，何尝不是一件乐事。捧起《每周一读》，细细品味《文心雕龙·神思》篇，真是受益匪浅。

?神思》篇，是讲文意怎么样酝酿成熟，到用语言文辞来表达，接触到文思的快慢，直到写成后的修改，可说是创作总论。

“神思”的内涵是很丰富的，说“神思”就是艺术想象并无大错，因为这种想象毕竟是艺术思维、艺术构思的主要方式。但“神思”显然有着更广的包孕，刘勰把这种悠远的文思，这种可以突破时空限制的文思称之为“思理之致”，他是透过“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想象活动去探讨艺术构思的规律，而且把艺术构思、艺术思维和艺术表达的关系问题提了出来。《神思》赞云：“神用象通，情变所厚。物以貌求，心以理应。刻……胜。”这段话内容丰富，涉及到包含艺术构思(想象、感应、灵感)和艺术表现在内的创作全过程的方方面面，提出了构成整体创作活动各种要素的基本概念，并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明确的阐述和认定。

刘勰对于艺术构思提出了“神与物游”。黄侃《札记》说：“此言内心与外境相接也。内心与外境，非能一往相符会，当其窒塞，则耳目之近，神有不周;及其怡怿，则八极之外，理无不浃。然则以心求境，境足以役心;取境赴心，心难于照镜。必令心境相得，见相交融，斯则成连所以移情，庖丁所以满志也。”这里指出内心与外境的三种关系：一、以心求境，心和境和文思三者，在文思不来时，用心从外境中去找，可能找不到;二、取境赴心，让外境来触发心情，引起文思，然而可能引不起激情来。三、心境相得，见相交融，见是内心有所见，相是外境的形象，内心所见和外境形象结合在一起，这才构成文思。有所见而不与外境结合，有外境而没有所见，都不易构成文思。正如《物色》篇中所说：“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物沿耳目，引起情以物迁，再由辞以情发。就是用内心的灵智之光来烛照世界，并能融入其中，达到物我两化的境界，这就构成神与物游，用文艺理论上的词说就意味着一种神秘的、极乐的“高峰体验”。换言之，内心和外境相接触，引起内心的理融情畅，再用巧言切状的文辞来表达。

对于刘勰这一思想，不禁让人想到，同样一个西湖，古代的大诗人面对湖光山色，怀着畅快的心情游玩，不禁抒怀到：“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朦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可见，作者游湖时的愉快心情与美妙的西子湖山水美景相投合，赏玩的愉悦随着阳光照射下的水波而荡漾，山水风光，因游人的寄情而更显舞媚动人。那时西湖在作者眼中简直不逊于美人西施。相反，当你孤独地一个人走在西湖边，心里还因某件事而闷闷不乐：时至佳节，却漂流异乡，单身在西湖边，而且又遇暴风骤雨，狂风大作。这时你眼中的西湖就不会是美人一般的娇羞淑女了，你会看到西湖的另一面，虽然没有大江的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却也有她的小浪击堤，让人敬而远之。这时的西湖，在你看来，似乎也有一种因孤寂而引起的愤怒，抛开她羞涩的外衣，放纵自己内心深处的野性，这时，你将感到西湖与你一样，有许多愤怒要发泄，可能，这就是刘勰所要说的：“神与物游”，“情以物迁”吧。

刘勰提出要构成文思，贵在虚静。《神思》中：“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沦万藏，澡雪精神。”《札记》说：“为文之术，首在治心，迟速纵殊，而心未尝不静;大小或异，而气未尝不虚。”《札记》讲虚静，就心气说，要心静气虚，这个心气指精神作用，也是虚则能纳、静则能照的意思。但这里的虚静，不是指空无一物，寂然不动，是指不主观，不躁动说。有了主观成见，就不能虚心地观察外物;心情躁动，就不能细致地观察外物，就不能神与物游。其实，世界上并不缺少美丽的风景，而是缺少发现美景的眼睛，缺少发现美景的心灵。现在的时代，人们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在物欲横流的现代，人们的心情不免浮躁，人们争分夺秒，为创造财富而拼搏，很少有人能停下脚步，静下心来，去观察周围的美景，去欣赏世界的变化，去享受大自然的恩赐，这怎么可能对自然风景有所感悟并抒写心中之情呢?可能现代人越来越缺少刘勰所说的“虚静”了。

文心读后感篇4

最初知道刘勰，是因了他的那句话，“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写出我心中所想，只是觉得这些真是妙不可言的东西，没怎么就给他说出来了，然后就开始想了解他，就买了这本《文心雕龙》，今日决定研究国学，才开始认真去了解他，学习他。

至今，刘勰的去世，将尽15个世纪，但他的名字在人们的心目中，并不陌生，比起他当年的身世，甚至还显赫些。这不是偶然的，他在文学批评，建树了一套有系统的理论，这套理论在历放出了异彩，有很大的贡献，即使到今天，还同样具有现实意义。在此，主要阐述他在文学理论上提出的问题之一：他的宇宙观点是唯心的，但文学观却是合于唯物的。

在《文心雕龙》前三章强调儒学是文学的根底，这是因为刘勰的崇儒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从刘勰的生活时代看，在刘勰之前，从两汉以来，出现了一些朴素的唯物主义者，如桓谭、尹敏、王充、张衡等。与刘勰同时，刘孝标的《辨命论》，范缜的《神灭论》，也是进步的作品。刘勰显然受了他们的影响。另外，他在写《文》的时候，正是佛学盛行之际，他早年在钟山的南定林寺里，跟随僧佑长期研读过佛书，而之后他却宁愿打着儒家旗号来达到使自己的作品为后世所重的目的，这正是儒家入世的传统心态。可见，他在关于文学的一般论述上，他的宇宙观虽然是唯心的，但文学观却是合于唯物的。

在《原道》中，刘勰认为美并不始于人为美，在人为美之外，先有客观的自然之美存在。他在本篇内明确的指出：孔夫子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写天地之辉光，晓民生之耳目矣”。这就是刘勰的文学观所以合于唯物论的基本立足点。再者，他不把代表客观本体的道，看成是无知无识的器，却把他看成是有心之物。因而所谓“道之文”，就是这个有心之物的外在表现形式。合于自然之美的人文，就以合于天地神明之心而可贵。归根到底，就不可不把刘勰的宇宙观归于唯心主义了。但是，又不能说刘勰是一个成熟的客观唯心主义者，因其从客观美得观点出发，正确地回答了文学上两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在《明诗》里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在《诠赋》里说：“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在《物色》里说：“物色之动，心亦摇焉”。都提出了客观的物，为创作对象，认为文学是反映客观事物的。此外，刘勰又不主张自然主义的模化外物，认为感物写形，是带有主观爱憎的。因为“情以物迁，词以情发”，所以进一步说：“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词必巧丽”。这就不仅合于唯物论，而且带着辩证的观点。

总结起来说，刘勰的宇宙观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但他的文学观是合于唯物主义的，他探讨了人为美与客观美的关系，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的整套理论体系，在历自然是难能可贵的，对今天来说在整个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也应该是一块里程碑。

除了这些大块的来说关于他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外，其实好多时候我们这些后人在研究他的作品受益的时候，反而是在一些字句里面受益不少，这就是唯物主义的好处了。像宗经里面，“至根柢盘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是以往者虽旧，余味日新，后劲追取而非晚，前修久用而为先，可谓太山遍雨，河润千里者也。”经典着作在刘勰眼里就是这样的，经典可以泽被万年，以至于到现在我们读这些经典的文集都觉得特别受惠，刘勰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他自己的书有朝一日竟也会成为经典呢！只是这个"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的确成为了我们写作的一个典范要求。是我们追求的方向。我对这句话就是尤其的喜欢。

刘勰的《诠赋》。有文是这样说的，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物以情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词比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文章是先要有情感然后配以丽词佳句才能是好文章，但是若没有睹物兴情的基本条件，不知道作赋的基本要求，那么这样的赋就是花朵太繁，把骨头都压断了。所以不论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有一点是不能变的，那就是真情，而且是永远的。到现在我们写作，是；离不了这些东西的。

?哀吊》里面有几句话是这样说的，隐心而结文则事惬，观文而属心则题奢，奢体为辞，则虽丽而不衰；必使情往会悲，文来引泣，乃其贵耳。依然是指写文章先要心情先定下来，自己先有情，然后才能感动别人。如果只是追求问题奢华，那么必是华丽但是情必不哀，一定是自己爱情之所至，才能使读者哀痛，才更可贵！讲的都是这个道理！直至今天我们好多的文章这样讲那样讲写法，其实何如让学生多读点书，多积累点真感情！下笔如有神才能得千古佳句，而不是写成新时代的八股文！

十七篇《诸子》讲，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六国以前的作者，在当时虽说不得意，但是他们的主张缺流传下来了，他们写的时候是千古以前，但是他们的感情想到的是千古以后，他们的名声不会消失的。所以千古之前刘勰就已经认定他们的光芒以后也是不会磨灭的，定是要有于后人有益的，有一定的贡献于人类，必定会使人类记住他！从这个角度讲，刘勰是让人佩服的，也值得人学习！

研究刘勰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很大的精力，才能探得他的精髓，我知道，这一时三刻也不过是得起皮毛，但是读一点得一点，我会继续努力，一直最下去，也许有一天不做这个课题了，我一样去读他的书，继而带动我去读其他的读点名著，受益颇深！

文心读后感篇5

作者煞费苦心以小说，对话，故事的形式将为文的要点等进行拆解讲述，语言很平实，满满的道理却不觉说教味重，更易于被不同年龄段的读者所接受，与我而言，相见恨晚。但从个人的理解上对文章的内容进行简要概括:

范围上涵盖了与语文有关的阅读，写作，朗读等各方要点。

阅读上从怎样选书，怎样获取不同类型文字的意义，怎样对文章进行鉴赏以有所得等。切忌一味作掉书袋，不加目的盲目的读并没有任何益处。而正确的读书方式应该是带着目的性的进行选书与读书，并带着批判性的思维对所读的书进行赏析，从中获取对达成自己目标有益或者有意义的东西。

而对于写的部分，贵在坚持与用心。写的目的有三种，一应用，二习作，三创作。多数普通人对于语文的学习是停留在第一个层面的，而第二个层面是向第三个层面过度的，即通过不断的练习，学习以达到可创作的，可称为文人的层面。

之所以说贵在坚持在于写作水平的提升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与一般人而言不断的练习写作就是一段痛苦的经历，似乎可以写的东西就可以表达干净，而洋洋洒洒的书写是一番常人难以企及的境地。需要于细微之处的观察，结合起自身的经历，观念对文字进行编排，以让这些已被发明创造了几千年的文字生出更多，深远，更新鲜的意义，实属不易。

同样不容易的是在做到能成一家之言前不断客服内心的自我否定，怀疑。这需要笃定的内心，或者不少的运气。书中写到了行文立意的重点，讲到了词汇的运用，句式的安排，文章的结构安排，修辞手法的作用等等。单论其中一项都需要深入的研习方能驾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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